格列兹曼在世界杯和欧洲杯淘汰赛中面对强敌时的进攻效率明显下滑，其关键战数据与小组赛阶段存在显著落差，这暴露了他在高强度对抗下作为核心攻击手的局限性。
2018年世界杯是格列兹曼国家队表现的高光时刻，但细看淘汰赛阶段，他的进球全部来自点球（对阿根廷）和对手失误后的反击（对乌拉圭），而非阵地战中的自主创造。对阵比利时的半决赛，他全场仅1次射正，触球多集中在中场回撤区域，实际承担的是伪九号与串联任务，而非传统边锋或前锋的终结职责。这种角色模糊在2021年欧洲杯更为明显：面对瑞士的1/8决赛，他主罚点球命中，但运动战中7次射门无一转化，且多次在禁区前沿选择回传而非突破。战术定位的摇摆导致他在需要直接输出时缺乏持续威胁。
将格列兹曼与同期参与大赛淘汰赛的顶级攻击手对比，差距显现。以2018年世界杯为例，姆巴佩在淘汰赛贡献3球1助（含对阿根廷的爆破式进球），凯恩则以6球包揽金靴，其中4球来自淘汰赛。格列兹曼虽有2球2助，但运动战进球为零。2022年世界杯更显疲软：对阵英格兰的1/4决赛，他全场仅1次射门，传球成功率虽达90%，但向前传球仅8次，远低于小组赛对突尼斯时的15次。相较之下，同场的贝林厄姆（虽非纯攻击手）完成3次关米兰体育键传球并制造威胁。格列兹曼在高压防守下的决策趋于保守，牺牲了进攻锐度以换取控球安全。
格列兹曼在淘汰赛遭遇的对手普遍具备高强度中场绞杀能力。2018年对乌拉圭，卡瓦尼与苏亚雷斯构筑的防线迫使他频繁回撤；2022年对英格兰，赖斯与菲利普斯的双后腰组合压缩其接球空间。数据显示，他在这些比赛中平均触球位置比小组赛后移8–10米，禁区触球次数下降40%以上。这种空间压缩直接削弱其赖以成名的“二前锋”属性——既无法像纯前锋般抢点，又难如中场般持续调度。反观他在2016年欧洲杯的表现，虽有助攻帽子戏法的高光（对德国），但该场法国队依靠帕耶、吉鲁的牵制打开局面，格列兹曼更多是受益于体系而非主导者。
格列兹曼的淘汰赛表现并非能力不足，而是高度依赖特定战术环境。当法国队拥有博格巴、坎特提供推进，吉鲁占据中路吸引防守时，他能在肋部自由活动并发挥传球视野。但一旦对手针对性封锁中场出球（如2022年英格兰限制拉比奥接应），或法国被迫高位逼抢（如2021年对瑞士），他的作用便急剧缩水。这种依赖性使其难以在无体系支持下独立扛起进攻——这正是顶级攻击手与准顶级球员的核心分野。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俱乐部马竞的欧冠淘汰赛同样呈现类似波动：2020–21赛季对切尔西两回合仅1次关键传球，运动战零射正，印证了其在高强度对抗下的输出不稳定性。
综合来看，格列兹曼属于强队核心拼图，而非世界顶级核心。他的数据支撑其作为战术润滑剂的价值，尤其在体系完整时能贡献关键传球与定位球输出，但在需要单点爆破或持续施压的淘汰赛硬仗中，运动战终结能力与决策侵略性的不足，使其难以匹配更高层级的要求。与姆巴佩、哈兰德等能在任何强度下稳定制造威胁的球员相比，格列兹曼的上限受制于对手强度与战术适配度，核心问题在于适用场景的局限性而非基础能力缺失。
